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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归来—常宁“古湘山国”考之二

  • 来源:常宁民间文艺
  • 202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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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三、湘水滔滔

   是先有湘水再有湘山?还是,先有湘山再有湘水?

   当然,讨论的是命名先后,其山其水,应早于名称之前,存在了亿万年。

   湘水之源。现代学界,谓湘江源头有四:一是传统的正源(俗称东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白石乡的石梯,河源为海洋河,北流至兴安县分水塘与灵渠汇合称湘江;二是南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海洋乡龙门界;三是广西兴安县南部白石乡境内海洋山脉的近峰岭,河源称上桂河(白石河),往东流至西波江口称湘江;四是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紫良瑶族乡蓝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狗岭,河源为潇水,在永州市的萍岛汇合广西来水称湘江。


   三湘之谓。潇湘之下,汇蒸水,曰蒸湘。沅湘之名,得于沅水、湘水合,汇于长江,入洞庭烟波。是谓三湘。

   沅湘共会。看地图一直有个疑问:资水在湘水、沅水之间,同汇于洞庭。入洞庭之前,湘资无交汇,怪甚。
   据考证,历史上的三江口确实不在今城陵矶江湖相汇处,而在今岳阳城之南。晋郭璞所注《山海经》明确指出:“江、湘、沅水共会巴陵头,故号三江口”。巴陵头,应指巴陵城南,因城南为上水头,城北为下水头,故城南为巴陵头。《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可见,先秦两汉时期,三江口即在巴陵城南,但当时尚未有巴陵城。 郦道元又曰:巴陵城“夹山列关,谓之射猎,又北对养口,咸湘浦也。水色青异,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谓之江会也”。此处明确指出,巴陵城北对养口。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曰:“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此时的三江口才北移至巴陵城西的对面,《大明一统志》曰:“荆江口,在巴陵县北,洞庭水入江处,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江口逐渐北移至岳阳城北。至明清时,才北移至今天的城陵矶处。

   古文献中,湘水多与舜帝、九疑相关,似以潇水为正源,或曰潇水即湘水。《山海经·海内东经》:“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环绕也。”《水经》:“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实惟零陵。”《淮南子》: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长沙马王堆帛书地图上也是以潇水为源。东汉应劭:湘水出零陵山(即九疑山);郭璞也在《山海经》注解中说: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再注:今湘水出零陵营道县。唐太宗的儿子李泰撰著的《括地志》以九疑山深水为源。李白,元结,柳宗元等写的诗文都把今天的潇水称为湘水。

   如此看来,似先有湘水,再有湘山之谓。
四、湘山何处?
   湘山作为地望,最有名的时刻,是因为得罪了始皇帝。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史记》春秋笔法,小说家言。

       2007年,岳麓书院从香港购藏一批秦简,其中有《秦始皇禁伐湘山树木诏》,确认它颁布于秦始皇廿六年221) ,其辞如下:

   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臣敢请。制曰:可。
   《史记》和诏书可以说完全相反,一个是战天斗地的骄纵暴君,一个仿佛环保人士。可能是太史公舍弃官方的文件记录而采用了楚地民间流传的说法。
   请注意,秦简中,湘山是写作“相山”的,这个“相山”约定俗成的指称洞庭湖中的君山。
   黄帝登熊湘山。《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记载。《湖南通志》载:熊耳山在益阳县西。益阳县(桃江原属益阳)有熊耳山,东西各一峰,如熊耳状,因以为名(《史记·封禅书》注);或又谓之熊湘山(旧志),修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史记黄帝登熊湘乃二山,一为熊耳,一为湘山,湘即修山(《一统志》)。湘山,应劭曰,在益水之阳(《汉书·地理志》)。
   先秦文献最奇之书《山海经》,其《南山经·南次三经》载,“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无草;多怪鸟,无兽。”灌湘两字连用,最有可能的名称由来是灌水和湘水的名称连用。湘江西源海洋河与湘江东源潇水之间有灌阳河,古称灌水。灌阳河最终注入湘江,所以非常完美地将灌、湘二字联系到了一起,这也是南次三经之中极为少见的能够直接关联现实地域的山体名称。

   除熊湘山与黄帝有关外,湘(相)山湘水最明显的指向,均与舜帝有关。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谷歌地球让我们拥有了“上帝之眼”,仔细研究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会发现,象、相、湘之名都与一个山系有关。

   阳明山系东起湖南常宁庙前镇弥泉村的马鞍岭,西至广西全州的牛头山,主峰位于湖南双牌的望佛台。潇水、九疑水、皆出其间。海洋河、灌水在此山系西缘、宁远、道县在山系南缘,湘水与山系平行,由西向东,至常宁水口山折而北流。
   阳明山系古称舂山,为三苗联盟中过山瑶的游猎之地。舜帝弟象封于此,为“有鼻国”,象者,相也。当为湘山之确处。
   巧合的是,常宁有湘山寺、广西全州亦有湘山寺,均始建于唐朝。
五·南国湘侯

       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1号窖藏坑出土了3件同铭文的铜器即折尊、折觥、折方彝。铭文内容为:唯五月,王在口,戊子,令作册析望土于相侯,赐金赐臣,口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这3件铜器是西周昭王十九年周天子命一个名“折”的史官(作册)做了一件与“湘侯”相关的事情。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有一件“静方鼎”,铭文: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界(中暨)静省南国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女才噩”王曰:“静,锡汝旅、市()、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彝。)这件方鼎的年代与前3件“折”器相近,也应是西周昭王时期。据此,李学勤先生考证认为,西周时期在南方(湘江流域)有一个被周王朝承认并册封的“湘”国,其爵位为“侯”。

       201939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在长沙博物馆向公众“科普”湖南的青铜文化。

   以“盘庚迁殷”为界,考古学习惯将商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商代前期,商王朝国力强盛,积极向南方扩张,带来了青铜文化的扩散,湖南开始出现与中原地区特征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商代后期,商文化在南方逐渐消退,但以尊、罍为代表的南方特征青铜器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沿长江水系进入湖南,促成了湖南青铜文化的继续发展。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诞生了“分器”。南方地区出现了诸多西周的封国,在西周金文中统称南国。所谓“分器”,就是指周王朝将从商王朝贵族手中抢来大量的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分给其下属的封国贵族。这是周王奖励功臣或笼络各方势力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湖南开始出现大量具有商末周初特征的青铜器,并在模仿中原铜器和本地陶器的基础上,生产出以“越式鼎”、大型铜铙为代表的地方型青铜器。

   那么,“湘”侯的封国具体在哪里呢?

        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宁乡市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宫殿建筑、铜器墓葬等重要遗存。这些高等级遗存的发现说明炭河里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而是一座城址,是湘江流域西周时期某一支地方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者说是独立于周王朝之外的某个地方方国的都邑所在地。“如果我们将炭河里作为‘湘’侯的封国来理解,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就很好理解了。”盛伟认为。

        2022514日下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教授向桃初应湖南省博物馆邀请,在该馆湘博讲坛举办了以《湘侯在兹——宁乡铜器群背后的历史与社会》为题的专题讲座。向桃初介绍了传统认知的核心观点:认为湖南湘江流城商代晚期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青铜制造中心。已知南方地区商代晚期,江西赣江流域存在以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青铜器数百件)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明。湖南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可能同样存在一个青铜文明。向桃初认为,在湘江流域能够与“湘侯”各方面匹配的,唯有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炭河里王国,炭河里王国虽为殷遗民与本地土著共建,但出于政治需要,它与中原西周王朝建立联系并获得承认,进而在本地“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完全可能的。
   商末周初,在南国(湘江流域)有一个“相”侯,三“折”器与静方鼎的铭文,李学勤先生考证。

     

   盛伟先生判断,南国湘侯即是宁乡炭河里遗址,而且是与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同等重要的青铜文明。

   向桃初先生亦认为南国湘侯即是宁乡炭河里遗址,但他认为,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主要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及江汉地区地方势力受周人所迫,南迁时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湖南有商一代并不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中心或文明中心。
   其实,向桃初先生、盛伟先生的南国湘侯即炭河里王国的判断,亦只是一家之言。如果将目光上升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的商武丁时期的向南经略以及湖北盘龙城的青铜器,湖南常宁出土的与武丁之妻妇好墓中出土的同等形制的兽面纹方尊,南国湘侯的位置,将有另一种可能。
                (未完待续)

文字:彭国喜

图片:彭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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