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江洲遗址与盘龙城一样，青铜冶铸出现以前，已具规模化的制陶产业，只是陶器上的纹饰不大一样。 印纹硬陶就是瓷器的前身，硬陶与铸铜技术有关，因为能烧成硬陶的温度和能够铸造铜器的温度相近，都是千度以上高温，硬陶原是用于制造坩锅和陶范的材料，所以能够铸造青铜器，也就会烧制硬陶。 很明显，江洲遗址上的先民掌握了获取千度以上高温的技术。 12000年前，居住在窝棚中的江洲先民，逐渐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陶器的出现，标志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原始社会组织形式与结构的变革。 在教科书中，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土著原居民被称之为“越族”。实际上这些“越”是众多族群的泛称，各有种姓，互不所属，故而又称“百越”。而“江洲城址”的缔造者很可能就是百越中的一支“扬越”。江洲遗址罐（釜）居绝对支配地位而辅以鼎、豆、纺轮的陶器器类构成及广谱式云雷纹为主流的装饰格局，是湘南和岭海广大区域内殷商后期至东周初期习见的共性特征。江洲遗址中的商周印纹硬陶遗存属于典型的商业化产出类型，与普通生活型遗址的同类出土物相比，具有原真性的器类全、器形多、纹饰丰富多样的绝对优势。从发掘印文硬陶纹饰中，可以发现商周时期的常宁人，表现出浓烈的早期土著越人的审美特征。最初，人们为了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以便于把持，制作了一些简单的竹木模板，然后在陶坯上拍打出各种不同的纹饰，然后才进行烧制。后来，这些纹饰渐渐融入了美学思想，在陶器上刻画一些具体或者抽象的纹路，有网格纹、斜四方形纹、回字纹等，蕴含着信仰的因素。 从旧时代到商周以及明清时期的许多陶片上，可看到工整的网格纹。这大约是因为，人们以打鱼为生，渔网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必备工具，于是渔网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艺术题材。 在许多陶片上，有对称分布的网格纹、斜方格纹、回字纹。吴顺东认为，斜方格纹，可能是从渔网中抽象而来的一种几何纹饰。而回字纹，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经典纹饰，在中国古建筑、家具、古典陶瓷上很常见，回字的字形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旋涡形态，回字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水乡气息”。 江洲遗址印文硬陶纹饰种类、数量众多，涵盖了我国迄今为止已知所有纹饰类型，还有从未发现的纹饰出土，其丰富程度足以比肩两广而傲视赣浙的同期文化遗存，堪称岭北几何印纹陶艺术之集大成者，在时间线上充当了湖南原住民文化艺术源流的忠实见证者，在空间线上，则充当了印纹陶文化传播的桥梁角色。 2016年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建立来到江洲遗址考古现场，从蔬菜村北部沿江二期夯土、犁头嘴区间唐宋堆积、犁头嘴区间商周堆积出土冶金标本中提取样品3份，分别编号41007（TG9:17）、41008（T1067:4）、41010（T3243:6），采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和全相显微镜观察。 41007样品显示：有数量较多的铜颗粒，且铜颗粒中未发现合金元素；炉渣玻璃基质中发现了少量的锌和磷。基于以上分析判断，该炉渣为铜冶炼渣，冶炼产品为红铜。炉渣中钙、磷等元素来自燃料燃烧的草木灰，而锌来自与铜矿伴生的少量锌矿石。 41010样品显示：含有大量铜颗粒、冰铜颗粒及四氧化三铁晶粒，铜颗粒中未见合金元素。冰铜颗粒与四氧化三铁晶粒聚集分布，且冰铜颗粒出现在团簇状四氧化三铁晶粒粒内部孔隙中，显示这部分四氧化三铁可能为冰铜内的铁元素被氧化后生成。推测该铜渣为冰铜还原渣，冶炼产品为纯铜。 铜器产生于石器时代，原始人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都是利用石头制作，为了釆集石料，用火烧的办法开山取石，石块裂开时，有一些金属液体流出，人们开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凝固的金属可以再次熔化，这个就是红铜。 从金属角度来说，只有红铜才属于真正的铜，红铜才是纯铜，红铜熔点是1083度。当附着铜元素的铜矿石被开采出来后，会在硫化洞矿中被炼化。转炉出来的粗铜会被送进另一个炉中去除杂质和精炼，得到纯度几乎百分百铜，这就是传统的火法炼铜。 黄铜其实是掺杂了其它金属的合成铜，它会掺杂很多别的金属来达到使用者的目的。最简单也最普通的黄铜是掺杂了锌而炼出来的，这类为被称为普通黄铜。当超过两种金属元素以上时，被称为特殊黄铜。黄铜的熔点在1193度，比红铜也就是纯铜要高得多 冰铜又称铜锍。主要组成为Cu2S和FeS的熔体，是提炼粗铜的中间产物和原料。铜矿石大多为硫化铜(CuS和Cu2S)矿，氧化铜(CuO和Cu2O)矿较少，含铜量均很低(1.0%左右)。主要由硫化亚铜和硫化亚铁互相熔解而成的，它的含铜率在20%～70%之间，含硫率在15%～25%之间。 红铜很软，不适合制作大型的武器或者工具。人们注意到，在红铜中加入适量的锡、铅等重金属，于是质地十分坚硬，颜色也变成青灰色，这就是青铜。 青铜是指红铜与锡或铅的合金，根据现代科学实验，红铜的熔点是1084摄氏度左右，若加入15%的铅，熔点就会降到960摄氏度，若加入25%的锡，熔点更能降到810摄氏度，然而，往纯铜中加入铅或锡，最重要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高温是冶铜术的必要条件，但新时代后期，也就是青铜时代还未到来之际，高温已不再是技术难题，当时的一些陶器须要1200摄氏度高温方能烧制成型，而且还只是器物烧制温度，实际上的窑温还要更高，所以熔化1000摄氏度的矿石以炼铜，并不是难事，之所以在纯铜中加入铅或锡，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合金的硬度和抗腐蚀性，铜中加锡能提高较硬度和光泽；铅不能溶解于铜内，只能在铜液中均匀地分布作滴状浮悬，铜中加铅是为了提高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另外，加了锡及铅的铜液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故而以青铜铸件填充性好，气孔少，铸造性也就更高。
铜的价值从来不是以熔点来区分的，而是按纯铜或合金来区分的。 从41007和41010样品的送检结果来看，41010是商周区间，内有冰铜，说明铜矿石含硫较高，经过转炉精炼，产品为纯铜。从同区间出土的硬陶及纹饰来看，浅盘口高领罐、深盘口广肩附锯齿状凸棱罐、折腹钵形（矮柄）豆等典型器物所指向的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与犁头嘴“土堤”以东区间早期冶铸遗存、以西区间的I期夯筑遗存均有切近关联；装饰系统中更多仍是能追溯其祖源的像生拟态，凸点菱格类的平面化趋势正方兴未艾而更简约的字符画构图（如“米”字纹）还在混沌阶段的事实，标志此处印纹硬陶延烧的时代下限尚未迈过两周之际的门槛，决定了这个区间的年代下限。41007样品中有锌，水口山区域铜、锌伴生，表明其矿石来源为本地，属于黄铜，江洲先民能控制更高的窑温。 2015年7月2日，湖南省文物局一众专家冒雨来到“江州遗址及犁头嘴城址”考古工地实地考察。考察现场可以看到，城址内现存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城址外遗址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
犁头嘴三角地带与小洲开阔台地间，呈南北向横亘着一道高出现地表 2 米至 4 米，残长约 85 米，顶宽 4 米至 8 米的“土堤”，经解剖确认属于典型的人工夯土建筑物，属古城墙性态，据此测算，城内面积不少于18万平方米。 随着考古的发掘，在城墙基础部位，发现了绛褐色土壤，这是时代特征鲜明的早商土壤，而在城墙和壕沟（护城河）的交叉点，还发现了商周古窑址特征的红褐土；随着考古发掘深入到地下十几米，发现了夯土城墙的基槽。在基槽里，还发现了当年建设城墙时留下的跳板槽，以及炭化的芦苇炭粒、护城河和城墙内发现的木立柱炭化颗粒……无不让人推断，数千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但随后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城市也越来越大。到商周时期，这座城池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
南北走向的东城墙、护城河、城壕……似乎完美的防御圈和分布范围、平面格局，不难推测，这很可能是“双城”模式，即最早一期城池覆盖至今仍见残墙的犁头嘴区间以东；之后规模渐大，续建西城于今小洲上一带台地之上，而东面小城亦沿用未废。东城三面环水，加一面人工城壕即可。西城可资利用的天堑则仅有东、北两面，西、南均需增设护城河才能构建起完整的防御圈。在东城墙不远的犁头嘴区域，发现了较为集中的窑炉遗迹和大量矿石冶炼后所剩余的矿渣。 专家基本确定这是商周时期一座“超级大城”，面积如此庞大的城池，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那些王城，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大气磅礴的城址，表明这里曾经的繁华，是当时岭北乃至华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